度量衡這一稱謂，最早見于《尚書·舜典》:“同律度量衡”。度量衡除了作為長度、容量、重量的簡稱外，還應該包括單位、制度和一切管理條例。本文僅簡單地介紹古代度量衡單位名稱的由來與趣事。

    

    《說文解字注》(以下簡稱《說文》)云:“寸、尺、咫、尋、常、仞諸度量，皆以人體為法”。《大戴禮記》、《孔子家語》中都有:“布指知寸，布手知尺，舒肘知尋”的記載。《小爾雅》中還說:“跬，一舉足也，倍跬為步”(古代一步為六尺)。這些都是以人體為度量衡單位的記載。《說文》中，尺字寫作“”，可與“布手知尺”互為佐證，即一尺為成年人拇指與食指伸開的距離與形狀。

    今天的一市尺長33.3厘米，無論如何與“布手知尺”的長度不相符。而《大戴禮記》、《說文》的作者是漢代人，《孔子家語》的作者是魏晉人，西漢至晉一尺皆長23.1～24厘米之間，與“布手知尺”不合。難道這些都是后人杜撰的嗎？并非如此。古人治學是十分嚴謹的，那么，“布手知尺”之說有沒有根據呢？有幸的是，今國家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各藏有一支商代象牙尺，尺長約16厘米，尺上有分、寸刻度，均為十進位。對此我們作了一個驗證，身高在160厘米者，拇指至食指之間距離為16厘米，一指之寬為1.6厘米。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在1921年對當時中國人身高測量作了一個統計，成年人身高平均為164～165厘米。此外，由考古發掘證明的古人身高:女子為150～160厘米，男子為160～165厘米可證，“布手知尺”說是有根據的，只是商代以后，尺度增長而造成與此說不合的結果。

    《說文》中“寸”字寫作“”，寸字下云:“人手卻動脈謂之寸口從又、一。”而“又”字寫作“”，并解釋說“又，手也”。像人手伸出三指狀。寸字就是在手下加了一橫。“人手卻動脈謂之寸口”這句話是形容中醫用食指按脈狀。“卻”作“退”解，是說雙手十指并攏，退至手腕處正是一指按脈處。丈字寫作“”，即在又字上加十，故曰:“丈，十尺也”。如果我們用自己的身高和雙手去做個試驗，就可以證明《說文》對字的結構和解釋是十分嚴謹的。

    《史記·夏本紀》中有關禹“身為度”的記載，但沒有明確的數字可供參考，故后人對此有不同的理解，有說禹身長九尺二寸；有說九尺五寸；還有說九尺有咫……朱載堉在《律學新說》中說到“諸家各異，莫之適從……以理論之，若據身為度之一言，則應長十尺為是，蓋十尺為一丈，古稱丈夫”。我們主張以朱載堉之說為是,商尺長16厘米，應該正是夏尺的延續。

    用人體來定長度，世界許多古老文明的國家皆有相關的記述，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塔戈爾有句名言:“人是萬物的度量衡”。而《孔子家語》中:“布指知寸，布手知尺，舒肘知尋，斯不遠之則也”說得更加具體，更有可操作性。世界各個民族的先人，最初的測量活動往往都是借助于人體器官來實現的，如手、指、腕、足以及人體的自然身高等。如肘尺(又譯作腕尺)，是古老的兩河流域(美索不達米亞)文明時期的長度單位，大約出現于公元前6000年，這個單位的概念是，伸開手臂，從肘關節至中指間的距離。在公元前2500年，古巴比倫尼亞王國的長度單位有“指”，一指相當于1.65厘米，一尺是20指，一腕尺等于30指。而在南美洲文明較早的印加帝國，長度單位是162厘米，相當于古代秘魯人的平均身高。《英國度量衡史》一書中也提到，原始的計量單位是指、掌、噚。一噚大約等于一人的身高，一呎大約等于六分之一噚，一拃為八分之一噚。一個人的步距大約是半噚。用人體定度量衡單位甚至延續到16世紀的西方許多國家。十世紀時，英王埃德加曾以其拇指關節間的長度定為一吋；查理大帝以其足長定為一呎。根據十六世紀德國的規定，英尺的另一個定義是以某一個星期日禮拜完畢后，令最先走出教堂的16名男子，立于教堂門前，高矮不拘，隨意而定，各出左足，前后相接，取得此長度的十六分之一為一法定單位。而一碼則曾以英王亨利一世鼻尖至手指間距離而定。如果從解剖學的觀點來看，人體各部位具有完美的比例，如一指為寸，十指正相當于伸出大拇指和食指的這段距離。一拃為一尺，人的身高正好相當于它的十倍。人體的身高又與伸出兩臂之長相等。人體這一完美的比例關系，歐洲十五世紀的藝術解剖學中常用繪畫表現出來。

    

    容量單位最初也與人體有著密切的關系，如用手捧物作為一個單位，即“一手之盛謂之溢，兩手謂之掬”等，后來借鑒一些日常生活用具。如《考工記》中有“食一豆肉，喝一豆酒，中人之食也”。由于豆的容量適中，使用方便，逐漸被轉化為一個專業的容量單位了。《左傳》中說到齊國的量器有:豆、區、釜、鐘。這些原來都是一些日常用器:“釜”是烹飪用的大鍋，“鐘”是古代大型的盛酒器，從出土的戰國量器中，還可以看到不少仍保留著適用器的器形，如齊國的子禾子釜、左關钅和、楚國的銅量等，直至戰國后期，才逐漸形成比較固定、便于使用的專用的量器器形，并且名稱也從豆、區、釜、鐘等這類借用名轉化為升、斗、斛等專用名稱了。

    由于十進位的升、斗、斛這些單位直至戰國后期才逐漸形成，而更早期的容量制度既不見實物，又缺乏系統的文字記載，散落在各種古籍中的單位和進位關系，經后人整理、注釋，也就很難取得一致看法，如《小爾雅》云:“一手之盛謂之溢，兩手謂之掬，掬一升也”。但掬還有二升、四升不同說法，戰國時一升合200毫升，那么兩手捧米的容積最多也只能是一升，故一掬二升、四升之說皆與實際情況不合。

    再舉一例，古籍中常見有庾這個單位，有說1庾等于24升，有說1庾等于160升。戴震在《考工記圖》中力主1庾等于24升說，他引《論語》中的一個故事作佐證；孔子派子華去齊國出差，家中僅有一老母無人照料。冉子不放心，就到孔子處為子華的母親申請一些糧食作為補助。孔子說你給她送去一釜吧，冉子覺得少了，孔子說，那就再加一庾吧!據此戴震認為，原來給一釜(64升)，再加一些不可能比原來多出兩倍有余，因此認為一庾 應該是24升，而不可能是160升。

    古籍中還記述了一些相當大的容量單位，如《儀禮·聘禮》中云:“十斗曰斛；十六斗曰籔；十籔曰秉；(秉)二百四十斗。四秉曰筥；十筥曰稯；十稯曰秅；四百秉為一秅”。從這一段文字看，前后文有訛脫。歷代考古學家皆對當時能否有如此大的容量單位表示懷疑，多認為斛以上不可能是容量單位，而是表示禾稼的計數單位。《詩經》中有“彼有遺秉(那邊有遺余的禾把)”，“此有滯穗(這里有遺漏的谷穗)”，可證此秉不會是容量單位。故孔穎達說:“禾之穗，一把也，米之秉16斛也；禾之筥，四把耳，米之筥則五斗”。

    用“把”計禾稼，還可以從少數民族的習慣中得到佐證。據報道，貴州臺江縣苗族農民，在收割稻谷時，以一手所握為一“把”；兩手為一“非”；十“非”為一“庋”。在度量衡制度還很不完備的先秦時期，出現許多不合規范的單位并不為奇，后人又根據各自的理解作出不同的解釋，造成了古代文獻中許多爭議也是正常的。對其中還存在爭議的單位，我們今天也不必過多去深究了。

    

    重量單位起源于什么時代尚不能確證，我們先從鈞、石這兩個單位入手作一些探討。《說文》石字下云:“石(shi)，山石也”。段玉裁注:“或借為碩大，或借為字，(今約定俗成，也讀作石dan) ，百二十斤也”。段玉裁將“石”加偏旁“禾”是很有道理的，目前所見戰國120斤石權，往往都是作為稱糧食和芻草之用。《漢書·律歷志》對“石”作了如下解釋:“石，大也，……四鈞為石”(一鈞為30斤)，與《說文》中:石“百二十斤也”正合。這些都是指戰國至秦漢時的制度。“石”作為重量單位，戰國銅權刻銘上就常常會見到，與同時期的“斤”權相比較，也正好合120斤。此外，戰國時期的文獻中也多次出現石、鈞這些單位，至于更早的夏商周時期是否已有相對的單位呢？目前只見《夏書》曰“關石禾鈞，王府則有”。據史學家們分析研究，認為這里說的石、鈞應該是重量單位。而我們認為，夏代未必已有這些與后代完全相對應的石、鈞一類的重量單位，但是已有度量衡器并置于王府則是可信的。西周青銅器上常見“金一勻”、“金十勻”一類的刻銘，證明西周已用“勻”作重量單位了，只是此一勻的實際重量是否與戰國、秦時相同已不得而知了。

    從鈞和石的含義來看，先人們對這兩個重量單位是早有認識的，鈞還有用肩挑物之意，鈞是平均，即人挑重物時，兩端分量必須相等，才能保持平衡。人類在生活中長時間積累的經驗證明，用肩挑運重物是一種有效的方法，久而久之發展成了“天平”。迄今所見我國最早的砝碼屬于春秋時期，而其中大部分則出土于戰國時期的墓葬中，故對此之前夏商周三代衡器狀況知之甚少。甲古文中有“”文，似人用肩挑物狀。而公元前1567～前1320年，埃及十八王朝時代墓葬的壁畫中也記錄了人們用肩挑魚的圖形。地中海古希臘邁錫尼諸國，在公元前15～前12世紀，已用“”的符號來表示重量單位。這些都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權衡器中的天平，很早就在世界各國被廣泛使用了。

    “斤”這個單位也是從實用器中轉化而來的。《說文》云:“斫木斧也，象形”，寫作“”。段玉裁注曰:“橫者象斧頭，直者象柄，其下象所斫木”。“斧”輕重適中，久而久之便轉借為一個重量的基本單位了。

    “兩”《說文》寫作“”“平分也”。《淮南子》云:“十二銖而當半兩。衡有左右，因倍之。故二十四銖為一兩”。這些都是針對桿秤尚未發明之前，稱物時兩端載重必須相等的天平而言。

本文刊發于《中國計量》雜志2011年第6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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